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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丨饲养金鱼六十年

上传时间:2019-12-15 11:20:27

生成地点:北京市

贡献者: 北京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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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丨饲养金鱼六十年

徐金生

 

金鱼池的由来和变迁

以养殖金鱼闻名的金鱼池由来已久,金建立中都时,这一带叫鱼藻池,当时已有人利用池水饲养金鱼。明清两代,北京养金鱼的风气很盛,金鱼的饲养基地就是金鱼池。

原先金鱼池有泉眼,每年开春时,自己往上冒水,把湖里的脏水脏物冲跑;以后鱼苗长大了,水也不涨了;到冬天,人们把天然冰凿下来入窖,第二年春夏供应市场。金鱼池北面半岛上有一金台书院,池西有一座龙王庙,池东有一座药王庙。这些建筑形成东西走向约3里长的一条线。南部则是天坛的北墙,南北长2里多。当时,金鱼池的面积有几十亩。沿岸水草丰茂,绿树成荫,池内金鱼游来游去,别有一番情趣。

我家祖孙七代都住在金鱼池附近,利用金鱼池的湖水养食用鱼和观赏鱼(即草金鱼)。养鱼最盛的时期是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年间,我的祖先曾为宫廷代养金鱼,有俸禄,给朝服,但无官职。我家世代以卖金鱼为生,辛亥革命以前是半私半官。

辛亥革命时,谁占的湖面就属谁有。当时,徐家是一大户,另有在牟家井住的金鱼张两小户。民国成立后,产权没有明确。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的曾毓隽,利用职权,占有了金鱼池的西半部,把原来的三家养鱼户全都挤到东半部去。他在金鱼池的西部搞了个鱼场,后来失败了。

七七事变后,由于卖坑垫土,金鱼池面积缩小,面目全非。

北京解放时,金鱼池仅有几处臭水坑。人民政府为了恢复金鱼池,就势挖了一个大坑,四周安装了栏杆、电灯,并加以绿化。但金鱼池原有的泉眼不冒水了。后来,在整治龙须沟时,人们把这个大坑填了,盖上了居民楼。至此,北京养金鱼的发源地——金鱼池就只剩下一个地名了。


进中央公园养鱼

辛亥革命后,北京的古建筑相继开放,中央公园(原来的社稷坛,今为中山公园)也开放了。公园开放后,徐家第一个进园饲养金鱼。那时,我父亲刚19岁。

当时,中央公园的金鱼大部分是同仁堂乐家捐赠的。北京其他一些名门望族也多少不等地捐赠了金鱼、鱼种和工具。我家也捐了一些鱼种。开始,中央公园金鱼的品种很少,经过历年向民间搜集和不断培育,到七七事变前几年金鱼品种已达到30多个。金鱼的寿命有的达到10至20年。

记得中央公园的鱼场,当时起名叫知乐簃(即现中山公园鱼场南边,水榭东边)。每年元宵节,公园举办冰灯、火判、麦芽龙、放焰火四项活动,金鱼也公开展览。不论白天夜晚,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公园,热闹非凡。由于中央公园是全国第一个展览金鱼的场所,又有宫中传下来的鱼种,金鱼的体型粗短、尾大、形态美、寿命长、色泽鲜艳,所以中央公园的金鱼名气很大,中外人士都很喜爱、每年外省市公园派人来京找鱼种的人很多。


捞鱼虫的痛苦经历

我10岁左右就随同父亲到中央公园打下手,11岁就挣工资,但工资微薄。我们不得不靠给外边一些养鱼户送鱼虫、买卖金鱼赚点钱,维持生活。

鱼虫是金鱼的主要食物,金鱼质量的好坏与鱼虫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捞到活鱼虫,我常常后半夜起床,凌晨两三点钟走,到天刚蒙蒙亮时,就把鱼虫捞回来。每天往返二三十里路。那时,买不起自行车,靠步行。北京周围的东郊二闸、花儿闸、高碑店、崇外龙潭湖、和外窑儿台、安定门外外馆、太阳宫等地,我都去遍了。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天必关城门。走早了城门不开,晚走一会儿鱼虫就死了。为了捞到活鱼虫,我常常冒着生命危险,钻城墙下面的水箅子(约1至2米宽,间隔半尺到1尺立有铁柱子),以躲避军警的岗哨。

记得北平解放前夕,有一天,我外出捞鱼虫,走到司法部街后的一栋大宅门外时忽然肚子疼,我刚蹲到墙根处,就走来一个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警局子(管派出所的警察分局)。警察反复讯问了我,我说我是中央公园捞鱼虫的。幸亏我带着居民证和捞鱼虫的工具,要不他们非把我抓走不可。

为了捞鱼虫,夏天,我穿着小裤衩儿,赤脚站在河里,脚上扎的尽是大小口子,身上让蚊子咬的都是疙瘩。早春和暮秋季节,河里冻着冰碴,我还是光着脚,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泡就是两小时。捞鱼虫用的是豆包布制做的捞鱼虫网。网长11尺,喇叭口,口径50公分,网柄1.5米长,柄径1寸。人站在水里,得用两手使劲转动鱼虫网,把周围的水搅成漩涡状,中间聚成一个深深的漩涡,四外鱼虫慢慢都集中在漩涡内,捞到口袋里约莫装有1尺深的鱼虫时,才上岸,控20到30分钟水。有一种大鱼虫,控干水以后,过两三个小时都死不了,回家后再撒在盆里。这种鱼虫,我们内行话叫“仓虫子”,鱼最爱吃。带水的小鱼虫叫“蜘蛛虫”。那时,我拚着命捞鱼虫,累、饿、冻、咬、扎的滋味,从小都尝尽了。金鱼好看,但谁能想到旧社会捞鱼虫的痛苦呢。

根据我家祖祖辈辈养金鱼的经验,金鱼质量的好坏,与鱼虫分不开。两年以上的大金鱼,宜喂仓虫子。仓虫子营养多,鱼吃了发育好。污水内长大的鱼虫,吃了污水里的微生物,体内含有各种营养成分。有些鱼得在绿水里养,这大概也是由于绿水内含有各种微量元素的缘故吧。绿水里养出来的金鱼,颜,色纯正鲜艳。如用绿水养的虎头鱼、红帽子金鱼,红色、黄色的金鱼,放在清水里,能把清水映“黄”或“红”了。养大眼鱼、望天鱼比养别的鱼水要深点绿点。绿水里养的“朝天眼”,在成长初期的一年后,就会翻出水面找阳光,两年后长成大鱼,捞到清水里,如养得好,朝上翻得特别好。过去这种鱼,眼珠外有三个金圈,现在只有一个金圈了,可能与水质、技术有关。由于用水、换水、饲喂时间等都很严格,我的父辈们养的金鱼,一般都活10年以上,最好的能活20年。


濒于衰败的金鱼业

旧社会,我们养鱼工虽然吃苦受累,但是仍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所喜爱的养鱼事业更是横遭破坏,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

在敌伪统治时期,我父亲培育出一对红色水泡眼金鱼(又名蛤蟆头鱼)。后来,又培育出一对白色的,头顶上有一红点,真是绝妙出奇。不久被住在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的日本侵略军司令官畑俊六的养鱼人看见了,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强要。我父亲不敢惹他,又舍不得给他,只好把鱼藏了起来,谎称死了。但他不死心,每天必来查看。对付了好些日子才算过去。可是,由于金鱼藏起来后,喂养失调,不久就死了。我父亲心痛万分。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带着随从到公园里来要鱼。他们看见哪个品种好就要买哪个。他的随从再三声称,这是杨宇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总参议)的儿子。那年月,谁敢惹这些人,只好任他们挑选。

有些国民党伤兵也常到公园随便捞鱼,毁坏了不少金鱼品种。如果你劝止,他们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解放前夕,中山公园的金鱼所剩无几,养鱼工风流云散,另谋生活出路,只有我家父子还在园内维持着。


解放前给大宅门送鱼虫

旧社会,北京的大官、富商,为了美化点缀其公馆庭院,一般都有金鱼缸。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就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写照。解放前,我和父亲经常出入于这些达官豪富之家,也接触了一些知名人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几次来北平,都住在后圆恩寺行辕。未来之前,他的副官要我送鱼去。来之后,我每天去换水喂鱼虫。一天清晨,我正给鱼撒鱼虫,蒋和宋美龄从大厅内走出来散步,又说又笑。他们看我喂鱼,就走过来叽哩咕噜问了我几句话。因为蒋是南方人,我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只好指着鱼缸支吾了几句,一会儿他们就走开了。李宗仁先生任北平行营主任时,住在北长街。我经常去他的公馆送鱼虫、换水。常看见他和另一位长者在客厅里下棋。他们和蔼地向我问长问短。那时,我不知那位长者是何人。解放初,在一次集会上我又见到了他。别人告诉我,这人叫刘仲华。解放前,刘是我党的同情者,解放初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1948年左右,我每天给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的公馆送鱼虫。陈和他的老婆都很喜爱金鱼。当时,他们给我家不少照顾。每月给我们40斤大米,抓兵时还给我开脱了,这在当时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我父亲在世时,也接触过一些知名人士,如住在地安门内路西的前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满族皇室后裔溥杰、溥心畬等。


解放后陪中央首长观鱼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出将那些逃亡的官僚资本公馆养的花木、金鱼集中到中山公园,供人民大众观赏,中山公园因此收集了不少珍奇花木、金鱼。

1954年到1955年期间,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有时清晨到中山公园散步,赏花观鱼。我和父亲便陪着首长看鱼,随时解答首长提出的问题。有时,公园举办游园晚会,中央首长也来参加。他们对工人问寒问暖,很客气、很热情。


去印度送金鱼

1954年10月,为祝贺印度总理尼赫鲁60寿辰,我国决定送给印度总理1对仙鹤(即丹顶鹤)1对梅花鹿(由动物园的孙瑞芳负责)和100条上好金鱼(由我负责),做为祝寿礼物。取意“鹿鹤同春,吉庆有余”。听到上级决定叫我随团到印度的消息,我激动得睡不着觉。我家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祖祖辈辈养金鱼,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光荣使命。

我们一行人于1954年11月25日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被主人当作贵宾安排在总统府住。1955年1月3日,在总统府后花园,中印双方正式举行礼物交接仪式。印方参加的人员有尼赫鲁总理、印度外交部长、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我国参加的人员有申健代办和我们一行3人(2名工人,1名翻译)。此外,印度和各国新闻记者多人也参加了仪式。申健代办将金鱼装入玻璃缸内,亲自交给尼赫鲁总理,尼赫鲁总理再亲自将金鱼放入养鱼池内,然后互致祝词、谢词。致词后,印方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长桌上摆满印度特产食品,让我们品尝。宾主都站着边吃边谈。然后,尼赫鲁总理同我国人员一一握手致意,最后合影留念。全部仪式大约用了一个小时。仪式结束后,印方送我们每人一份礼物:印度名产灰色的毛料民族披肩,外面用印度国旗裹着。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参观访问近两周后,便乘印度“空中霸王号”客机回国。

回国途中,路过香港,正赶上我国驻缅大使姚仲明送吴努总理回国途经香港。姚大使举行宴会,招待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我们也应邀参加。会上,姚大使谈到我们去印度之事,并向大家介绍我是养鱼专家,还简要地讲了中国饲养金鱼的历史及各种名贵金鱼。

1955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到北京,受到有关方面领导人的欢迎。此后不久,我又奉命带一百多条金鱼到深圳,交与在巴基斯坦举行的观赏鱼展览会。

这两次活动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感到,我国在养鱼技术和外运包装等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很远。我暗暗下了决心,要用毕生精力,把祖国的金鱼饲养搞上去。

 

两次养鱼试验

我在中山公园工作时,曾将公园水榭的水面用苇帘围起一角,约8平方米的面积,放进鱼苗作试验。当时,试喂少量煮熟的小米饭,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金鱼长得很快、很健壮,但体形却变了,身子长了,尾巴小了。后来一场大雨,把实验的鱼苗冲跑了。

第二年,我把试验鱼场的面积缩小到与大木鱼盆差不多,没有喂食,结果鱼苗仍比盆养金鱼长得快,而且鱼体形短粗,尾巴很大,与鱼盆里养的金鱼体形一样。这使我想到,金鱼的体形很可能与盆池面积的大小有关。这次试验,我没有喂食,但金鱼仍然比鱼盆里养的长得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又去访问大学生物系教授。人家告诉我,这是由于河水里有各种微生物和一些微量元素,其养分比自来水多;再有,河水里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都是金鱼的极好食物。所以,河里的鱼不用喂长得就很快。

通过实践,我深深感到,要把饲养金鱼的事业搞上去,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为了寻找科学的喂养方法,我把自己培养的一些好鱼种选了100条,亲手送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同时,我还给遗传学专家童第周前后写了两封信。一次,我到研究所鱼场交流经验,碰到了同行李师傅。他把我介绍给童所长。童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解释说,他搞的是生物遗传工作,他正把鲫鱼的精子,注入金鱼体内,使金鱼变态。这个工作和我搞的金鱼培育工作不同,两者搞不到一起。童所长虽然不可能和我们合作,但他讲的一些道理对我启发很大,对我以后培育发展金鱼新品种有很大帮助。

 

金鱼与外贸

1977年,外贸部门为了给出口金鱼打基础,拟赠送日本20到30条好金鱼,并决定以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地坛公园作为外贸出口的协助单位。他们还把日本赠送的20条优良品种,墨龙井、五花文鱼等(五花文鱼在中国已经绝种了)拨给我,让我观察饲养。

我把这些鱼与我自己养的鱼做了比较,感到日本的金鱼质量好,健壮。后来,有个别金鱼因水土不服死了。我就把这些死鱼做了解剖,发现日本的金鱼,腹内脂肪多,胃内还有菜叶等食物。我向外贸部门借了一些日本的有关图书查阅,这才知道,人家养金鱼已实现了机械化,喂鱼的食物不是鱼虫,而是合成饲料。和日本的饲养方法比,我们显然是落后了许多。

1978年7月,我国外贸部门,在北京民族宫举办了一次有各省市参加的小型土特产交易会,请外宾来参观订货。会上展出的金鱼,就有我培育的良种20多种。这些金鱼,受到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

交易会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到会帮助交易会的同志答复外宾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一天,一名叫奈良忠夫的日本人,找我询问培育金鱼的经验和有关问题。别人向他介绍我说,这就是养金鱼的徐金生。他听后很恳切地对我说:“我早已听到过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你了。我很愿意和你搞些技术交流。”他回国后一个多月,就给我寄来有关金鱼的技术资料三种,每种三四册。


《中国金鱼》的著述

早在“文革”前,我就想根据自己几十年养金鱼的经验和积累的一些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金鱼的书。“文革”中,由于身体不好,工作上又受到种种打击,一气之下,我把多年积累的资料、图片都撕了、烧了。

近年来,北京有些养金鱼的老鱼工去世了。我日益感到,还是趁一些老鱼工在世之时,把他们的养鱼经验搜集起来,留给后人。如果不及早做这项工作,让老人们把这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带走”,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我又开始了写书的准备工作。

1974年,为了考证金鱼的发展历史,取得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自费到天津、济南、青岛、苏州、南京、杭州、海、宁波等地实地考察了一个多月。

原中国科学院生物系主任陈桢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金鱼的专家,1957年故去,我曾拜访过他。他认为在杭州六和塔山后河沟中发现的红鱼可能是金鱼的前身。我到杭州后,专门去了这个地方,在这里我没找到红鱼。但是,我在那一带看到杭州的草金鱼确实很多,尤其是在西湖“花港观鱼”曲廊下喂养的草金鱼更多,极受中外游人的喜爱。

过去,常听人们传说北京西山八大处第八个庙那里,泉水冬天不冻冰,一年四季都有鱼,红鲤鱼长的有1.5尺长,已经有几百年了。这次外出参观访问,我到济南趵突泉,看到那里的红鲤鱼比传说的西山鲤鱼大得多,可人家说只养了几十年。显然,那种西山红鲤鱼有几百年历史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经过这次外出考察访问,我增长了许多见识,也结识了不少同行,对以后的写书帮助不小。

从1977年开始,我加紧了搜集资料的工作,并着手回忆编写。我文化水平低,小的时候,家里穷,没进过学校门。解放后,我只是在夜校里学了几年文化。虽说我有几十年养鱼的经验,但真正写起书来,困难就接踵而来了。

写作期间,幸得我妹夫、原工人日报社编辑厉春鹏的合作(他执笔)和堂兄徐世英(现天坛养鱼工)的支持。另外,中国自然博物馆标本室负责人王鸿媛同志,也给了我无私的援助。她帮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指导我制出“金鱼进化图”和“中国金鱼品种演化发展史”图表。还有田宝发等同志,帮助摄制了金鱼彩图。

在这些同志和许多同行的帮助下,《中国金鱼》这本书,终于在1981年5月出版了。初版印行10.04万册。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光明日报》为此发表了报道文章:《养鱼工写书——访金鱼世家的后代徐金生》。全国各地经常来人来函问这问那。有些日本人看了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也惊叹不已。

这本书出版后,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为发展我国的金鱼事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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