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饲养金鱼六十年
徐金生
金鱼池的由来和变迁
以养殖金鱼闻名的金鱼池由来已久，金建立中都时，这一带叫鱼藻池，当时已有人利用池水饲养金鱼。明清两代，北京养金鱼的风气很盛，金鱼的饲养基地就是金鱼池。
原先金鱼池有泉眼，每年开春时，自己往上冒水，把湖里的脏水脏物冲跑；以后鱼苗长大了，水也不涨了；到冬天，人们把天然冰凿下来入窖，第二年春夏供应市场。金鱼池北面半岛上有一金台书院，池西有一座龙王庙，池东有一座药王庙。这些建筑形成东西走向约3里长的一条线。南部则是天坛的北墙，南北长2里多。当时，金鱼池的面积有几十亩。沿岸水草丰茂，绿树成荫，池内金鱼游来游去，别有一番情趣。
我家祖孙七代都住在金鱼池附近，利用金鱼池的湖水养食用鱼和观赏鱼（即草金鱼）。养鱼最盛的时期是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年间，我的祖先曾为宫廷代养金鱼，有俸禄，给朝服，但无官职。我家世代以卖金鱼为生，辛亥革命以前是半私半官。
辛亥革命时，谁占的湖面就属谁有。当时，徐家是一大户，另有在牟家井住的金鱼张两小户。民国成立后，产权没有明确。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的曾毓隽，利用职权，占有了金鱼池的西半部，把原来的三家养鱼户全都挤到东半部去。他在金鱼池的西部搞了个鱼场，后来失败了。
七七事变后，由于卖坑垫土，金鱼池面积缩小，面目全非。
北京解放时，金鱼池仅有几处臭水坑。人民政府为了恢复金鱼池，就势挖了一个大坑，四周安装了栏杆、电灯，并加以绿化。但金鱼池原有的泉眼不冒水了。后来，在整治龙须沟时，人们把这个大坑填了，盖上了居民楼。至此，北京养金鱼的发源地——金鱼池就只剩下一个地名了。
进中央公园养鱼
辛亥革命后，北京的古建筑相继开放，中央公园（原来的社稷坛，今为中山公园）也开放了。公园开放后，徐家第一个进园饲养金鱼。那时，我父亲刚19岁。
当时，中央公园的金鱼大部分是同仁堂乐家捐赠的。北京其他一些名门望族也多少不等地捐赠了金鱼、鱼种和工具。我家也捐了一些鱼种。开始，中央公园金鱼的品种很少，经过历年向民间搜集和不断培育，到七七事变前几年金鱼品种已达到30多个。金鱼的寿命有的达到10至20年。
记得中央公园的鱼场，当时起名叫知乐簃（即现中山公园鱼场南边，水榭东边）。每年元宵节，公园举办冰灯、火判、麦芽龙、放焰火四项活动，金鱼也公开展览。不论白天夜晚，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公园，热闹非凡。由于中央公园是全国第一个展览金鱼的场所，又有宫中传下来的鱼种，金鱼的体型粗短、尾大、形态美、寿命长、色泽鲜艳，所以中央公园的金鱼名气很大，中外人士都很喜爱、每年外省市公园派人来京找鱼种的人很多。
捞鱼虫的痛苦经历
我10岁左右就随同父亲到中央公园打下手，11岁就挣工资，但工资微薄。我们不得不靠给外边一些养鱼户送鱼虫、买卖金鱼赚点钱，维持生活。
鱼虫是金鱼的主要食物，金鱼质量的好坏与鱼虫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捞到活鱼虫，我常常后半夜起床，凌晨两三点钟走，到天刚蒙蒙亮时，就把鱼虫捞回来。每天往返二三十里路。那时，买不起自行车，靠步行。北京周围的东郊二闸、花儿闸、高碑店、崇外龙潭湖、和外窑儿台、安定门外外馆、太阳宫等地，我都去遍了。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天必关城门。走早了城门不开，晚走一会儿鱼虫就死了。为了捞到活鱼虫，我常常冒着生命危险，钻城墙下面的水箅子（约1至2米宽，间隔半尺到1尺立有铁柱子），以躲避军警的岗哨。
记得北平解放前夕，有一天，我外出捞鱼虫，走到司法部街后的一栋大宅门外时忽然肚子疼，我刚蹲到墙根处，就走来一个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警局子（管派出所的警察分局）。警察反复讯问了我，我说我是中央公园捞鱼虫的。幸亏我带着居民证和捞鱼虫的工具，要不他们非把我抓走不可。
为了捞鱼虫，夏天，我穿着小裤衩儿，赤脚站在河里，脚上扎的尽是大小口子，身上让蚊子咬的都是疙瘩。早春和暮秋季节，河里冻着冰碴，我还是光着脚，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泡就是两小时。捞鱼虫用的是豆包布制做的捞鱼虫网。网长11尺，喇叭口，口径50公分，网柄1.5米长，柄径1寸。人站在水里，得用两手使劲转动鱼虫网，把周围的水搅成漩涡状，中间聚成一个深深的漩涡，四外鱼虫慢慢都集中在漩涡内，捞到口袋里约莫装有1尺深的鱼虫时，才上岸，控20到30分钟水。有一种大鱼虫，控干水以后，过两三个小时都死不了，回家后再撒在盆里。这种鱼虫，我们内行话叫“仓虫子”，鱼最爱吃。带水的小鱼虫叫“蜘蛛虫”。那时，我拚着命捞鱼虫，累、饿、冻、咬、扎的滋味，从小都尝尽了。金鱼好看，但谁能想到旧社会捞鱼虫的痛苦呢。
根据我家祖祖辈辈养金鱼的经验，金鱼质量的好坏，与鱼虫分不开。两年以上的大金鱼，宜喂仓虫子。仓虫子营养多，鱼吃了发育好。污水内长大的鱼虫，吃了污水里的微生物，体内含有各种营养成分。有些鱼得在绿水里养，这大概也是由于绿水内含有各种微量元素的缘故吧。绿水里养出来的金鱼，颜，色纯正鲜艳。如用绿水养的虎头鱼、红帽子金鱼，红色、黄色的金鱼，放在清水里，能把清水映“黄”或“红”了。养大眼鱼、望天鱼比养别的鱼水要深点绿点。绿水里养的“朝天眼”，在成长初期的一年后，就会翻出水面找阳光，两年后长成大鱼，捞到清水里，如养得好，朝上翻得特别好。过去这种鱼，眼珠外有三个金圈，现在只有一个金圈了，可能与水质、技术有关。由于用水、换水、饲喂时间等都很严格，我的父辈们养的金鱼，一般都活10年以上，最好的能活20年。
濒于衰败的金鱼业
旧社会，我们养鱼工虽然吃苦受累，但是仍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所喜爱的养鱼事业更是横遭破坏，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
在敌伪统治时期，我父亲培育出一对红色水泡眼金鱼（又名蛤蟆头鱼）。后来，又培育出一对白色的，头顶上有一红点，真是绝妙出奇。不久被住在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的日本侵略军司令官畑俊六的养鱼人看见了，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强要。我父亲不敢惹他，又舍不得给他，只好把鱼藏了起来，谎称死了。但他不死心，每天必来查看。对付了好些日子才算过去。可是，由于金鱼藏起来后，喂养失调，不久就死了。我父亲心痛万分。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带着随从到公园里来要鱼。他们看见哪个品种好就要买哪个。他的随从再三声称，这是杨宇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总参议）的儿子。那年月，谁敢惹这些人，只好任他们挑选。
有些国民党伤兵也常到公园随便捞鱼，毁坏了不少金鱼品种。如果你劝止，他们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解放前夕，中山公园的金鱼所剩无几，养鱼工风流云散，另谋生活出路，只有我家父子还在园内维持着。
解放前给大宅门送鱼虫
旧社会，北京的大官、富商，为了美化点缀其公馆庭院，一般都有金鱼缸。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就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写照。解放前，我和父亲经常出入于这些达官豪富之家，也接触了一些知名人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几次来北平，都住在后圆恩寺行辕。未来之前，他的副官要我送鱼去。来之后，我每天去换水喂鱼虫。一天清晨，我正给鱼撒鱼虫，蒋和宋美龄从大厅内走出来散步，又说又笑。他们看我喂鱼，就走过来叽哩咕噜问了我几句话。因为蒋是南方人，我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只好指着鱼缸支吾了几句，一会儿他们就走开了。李宗仁先生任北平行营主任时，住在北长街。我经常去他的公馆送鱼虫、换水。常看见他和另一位长者在客厅里下棋。他们和蔼地向我问长问短。那时，我不知那位长者是何人。解放初，在一次集会上我又见到了他。别人告诉我，这人叫刘仲华。解放前，刘是我党的同情者，解放初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1948年左右，我每天给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的公馆送鱼虫。陈和他的老婆都很喜爱金鱼。当时，他们给我家不少照顾。每月给我们40斤大米，抓兵时还给我开脱了，这在当时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我父亲在世时，也接触过一些知名人士，如住在地安门内路西的前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满族皇室后裔溥杰、溥心畬等。
解放后陪中央首长观鱼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出将那些逃亡的官僚资本公馆养的花木、金鱼集中到中山公园，供人民大众观赏，中山公园因此收集了不少珍奇花木、金鱼。
1954年到1955年期间，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有时清晨到中山公园散步，赏花观鱼。我和父亲便陪着首长看鱼，随时解答首长提出的问题。有时，公园举办游园晚会，中央首长也来参加。他们对工人问寒问暖，很客气、很热情。
去印度送金鱼
1954年10月，为祝贺印度总理尼赫鲁60寿辰，我国决定送给印度总理1对仙鹤（即丹顶鹤）1对梅花鹿（由动物园的孙瑞芳负责）和100条上好金鱼（由我负责），做为祝寿礼物。取意“鹿鹤同春，吉庆有余”。听到上级决定叫我随团到印度的消息，我激动得睡不着觉。我家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祖祖辈辈养金鱼，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光荣使命。
我们一行人于1954年11月25日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被主人当作贵宾安排在总统府住。1955年1月3日，在总统府后花园，中印双方正式举行礼物交接仪式。印方参加的人员有尼赫鲁总理、印度外交部长、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我国参加的人员有申健代办和我们一行3人（2名工人，1名翻译）。此外，印度和各国新闻记者多人也参加了仪式。申健代办将金鱼装入玻璃缸内，亲自交给尼赫鲁总理，尼赫鲁总理再亲自将金鱼放入养鱼池内，然后互致祝词、谢词。致词后，印方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长桌上摆满印度特产食品，让我们品尝。宾主都站着边吃边谈。然后，尼赫鲁总理同我国人员一一握手致意，最后合影留念。全部仪式大约用了一个小时。仪式结束后，印方送我们每人一份礼物：印度名产灰色的毛料民族披肩，外面用印度国旗裹着。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参观访问近两周后，便乘印度“空中霸王号”客机回国。
回国途中，路过香港，正赶上我国驻缅大使姚仲明送吴努总理回国途经香港。姚大使举行宴会，招待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我们也应邀参加。会上，姚大使谈到我们去印度之事，并向大家介绍我是养鱼专家，还简要地讲了中国饲养金鱼的历史及各种名贵金鱼。
1955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到北京，受到有关方面领导人的欢迎。此后不久，我又奉命带一百多条金鱼到深圳，交与在巴基斯坦举行的观赏鱼展览会。
这两次活动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感到，我国在养鱼技术和外运包装等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很远。我暗暗下了决心，要用毕生精力，把祖国的金鱼饲养搞上去。
两次养鱼试验
我在中山公园工作时，曾将公园水榭的水面用苇帘围起一角，约8平方米的面积，放进鱼苗作试验。当时，试喂少量煮熟的小米饭，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金鱼长得很快、很健壮，但体形却变了，身子长了，尾巴小了。后来一场大雨，把实验的鱼苗冲跑了。
第二年，我把试验鱼场的面积缩小到与大木鱼盆差不多，没有喂食，结果鱼苗仍比盆养金鱼长得快，而且鱼体形短粗，尾巴很大，与鱼盆里养的金鱼体形一样。这使我想到，金鱼的体形很可能与盆池面积的大小有关。这次试验，我没有喂食，但金鱼仍然比鱼盆里养的长得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又去访问大学生物系教授。人家告诉我，这是由于河水里有各种微生物和一些微量元素，其养分比自来水多；再有，河水里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都是金鱼的极好食物。所以，河里的鱼不用喂长得就很快。
通过实践，我深深感到，要把饲养金鱼的事业搞上去，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为了寻找科学的喂养方法，我把自己培养的一些好鱼种选了100条，亲手送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同时，我还给遗传学专家童第周前后写了两封信。一次，我到研究所鱼场交流经验，碰到了同行李师傅。他把我介绍给童所长。童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解释说，他搞的是生物遗传工作，他正把鲫鱼的精子，注入金鱼体内，使金鱼变态。这个工作和我搞的金鱼培育工作不同，两者搞不到一起。童所长虽然不可能和我们合作，但他讲的一些道理对我启发很大，对我以后培育发展金鱼新品种有很大帮助。
金鱼与外贸
1977年，外贸部门为了给出口金鱼打基础，拟赠送日本20到30条好金鱼，并决定以我当时所在的单位地坛公园作为外贸出口的协助单位。他们还把日本赠送的20条优良品种，墨龙井、五花文鱼等（五花文鱼在中国已经绝种了）拨给我，让我观察饲养。
我把这些鱼与我自己养的鱼做了比较，感到日本的金鱼质量好，健壮。后来，有个别金鱼因水土不服死了。我就把这些死鱼做了解剖，发现日本的金鱼，腹内脂肪多，胃内还有菜叶等食物。我向外贸部门借了一些日本的有关图书查阅，这才知道，人家养金鱼已实现了机械化，喂鱼的食物不是鱼虫，而是合成饲料。和日本的饲养方法比，我们显然是落后了许多。
1978年7月，我国外贸部门，在北京民族宫举办了一次有各省市参加的小型土特产交易会，请外宾来参观订货。会上展出的金鱼，就有我培育的良种20多种。这些金鱼，受到国内外与会者的好评。
交易会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到会帮助交易会的同志答复外宾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一天，一名叫奈良忠夫的日本人，找我询问培育金鱼的经验和有关问题。别人向他介绍我说，这就是养金鱼的徐金生。他听后很恳切地对我说：“我早已听到过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你了。我很愿意和你搞些技术交流。”他回国后一个多月，就给我寄来有关金鱼的技术资料三种，每种三四册。
《中国金鱼》的著述
早在“文革”前，我就想根据自己几十年养金鱼的经验和积累的一些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金鱼的书。“文革”中，由于身体不好，工作上又受到种种打击，一气之下，我把多年积累的资料、图片都撕了、烧了。
近年来，北京有些养金鱼的老鱼工去世了。我日益感到，还是趁一些老鱼工在世之时，把他们的养鱼经验搜集起来，留给后人。如果不及早做这项工作，让老人们把这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带走”，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我又开始了写书的准备工作。
1974年，为了考证金鱼的发展历史，取得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自费到天津、济南、青岛、苏州、南京、杭州、海、宁波等地实地考察了一个多月。
原中国科学院生物系主任陈桢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金鱼的专家，1957年故去，我曾拜访过他。他认为在杭州六和塔山后河沟中发现的红鱼可能是金鱼的前身。我到杭州后，专门去了这个地方，在这里我没找到红鱼。但是，我在那一带看到杭州的草金鱼确实很多，尤其是在西湖“花港观鱼”曲廊下喂养的草金鱼更多，极受中外游人的喜爱。
过去，常听人们传说北京西山八大处第八个庙那里，泉水冬天不冻冰，一年四季都有鱼，红鲤鱼长的有1.5尺长，已经有几百年了。这次外出参观访问，我到济南趵突泉，看到那里的红鲤鱼比传说的西山鲤鱼大得多，可人家说只养了几十年。显然，那种西山红鲤鱼有几百年历史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经过这次外出考察访问，我增长了许多见识，也结识了不少同行，对以后的写书帮助不小。
从1977年开始，我加紧了搜集资料的工作，并着手回忆编写。我文化水平低，小的时候，家里穷，没进过学校门。解放后，我只是在夜校里学了几年文化。虽说我有几十年养鱼的经验，但真正写起书来，困难就接踵而来了。
写作期间，幸得我妹夫、原工人日报社编辑厉春鹏的合作（他执笔）和堂兄徐世英（现天坛养鱼工）的支持。另外，中国自然博物馆标本室负责人王鸿媛同志，也给了我无私的援助。她帮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指导我制出“金鱼进化图”和“中国金鱼品种演化发展史”图表。还有田宝发等同志，帮助摄制了金鱼彩图。
在这些同志和许多同行的帮助下，《中国金鱼》这本书，终于在1981年5月出版了。初版印行10.04万册。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光明日报》为此发表了报道文章：《养鱼工写书——访金鱼世家的后代徐金生》。全国各地经常来人来函问这问那。有些日本人看了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也惊叹不已。
这本书出版后，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为发展我国的金鱼事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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