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马寅初先生的家里。马老先生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潸然泪下，从来没有这样伤心悲痛过。我是马老的女婿，特把周总理关怀他的感人往事扼要地叙述于后。
最初的关怀与支持
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马老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期间，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极为气愤。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抨击，在校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
他提出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的主张，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他恨之入骨，但慑于马老的名望，尚不敢对他断然采取强硬的措施。
而派专人说服马老和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
马老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严词予以拒绝。国民党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马老嗤之以鼻，无所畏惧。
利诱威胁，都不能迫使马老“就范”。蒋介石终于下令在1940年12月逮捕马老，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
马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城。各方面人士纷纷呼吁营救，周恩来同志是营救最出力的一个人。
1940年12月29日，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
1941年3月23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的文章。都是周恩来同志从中促成的。
周恩来同志还通过各种方式、多种关系，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2年夏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限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不准教书。
实际上马老并没有恢复行动和言论的自由。监禁关押，磨灭不了马老见义勇为、敢怒敢言的锐气，他出狱后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与民主》的文章，试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隔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后又试送《扫荡报》，同样被退稿。
正在马老万分苦闷气愤的时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
于是派了一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里去访问，并取来马老的文稿。许涤新同志和那位记者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之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看了一遍文稿，最后决定在《新华日报》全文整版一次发表。
见报后轰动山城，人们纷纷传阅。马老深受感动，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
从此，马老在周恩来同志引导和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新华日报》每次开座谈会，马老都积极参加，并积极地发表爱国言论。
有一次马老在座谈会上说：“只要是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一副祝寿贺联
1941年3月30日，马老还被蒋介石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里，重庆大学的进步师生为了营救马老早日出狱，扩大影响，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
祝寿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刊出，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惶，饬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
蒋介石亲自“手谕”给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由陈布雷会同教育部长陈立夫，明令重庆大学师生禁止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否则以法律制裁。
到了开会那一天，平时就已拥挤不堪的从重庆城区通往沙坪坝的公共汽车，被削减了班次，重庆大学礼堂也上了锁、断了电。
可是重庆大学进步师生历尽辛劳，排除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和刁难，祝寿会如期举行。
各界人士、报社记者，纷纷前来，有人徒步30余里赶来参加。寿堂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而寿烛高照，反而增加了祝寿的气氛。
寿联寿幛挂满了寿堂，上面写着：“马首是瞻”、“老马识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等，特别醒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的一副，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它挂在寿堂正中，大大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鼓舞了与会者的革命精神。
应马老之邀到北大做报告
1951年6月马老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后，一再强调，办好教育一定要学习好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首先在北大教师中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
周总理十分关心北大的学习运动，支持马老的工作，应邀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一次报告，并亲自和马老共同研究，商定报告题目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听讲的对象扩大到京津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报告长达5小时之久，听众情绪饱满，全神贯注，毫无倦意。
报告分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问题、知识问题、民主问题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七个方面，讲得具体深入、生动感人。
总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关系，还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亲切地谈了自己的体会。
他号召教师们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学习，为使自己改造成为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战士而努力奋斗。
这次学习运动，不久就扩大到全国范围，不但对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还为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和教育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反右和“文革”的政治风暴中
1955年，马老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在当时，控制人口问题，是和“人多好办事”以及苏联人口问题的新观点相左的。
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老进行批判，后经周总理的劝阻，才未进行批判。
马老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几乎跑遍了浙江，从实际调查中，更加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及时引起重视。
1957年4月27日，马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马老解放后公开的学术讲演。
之后，马老又征求了潘序伦、陈达、竺可桢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讲演稿修改加工整理成一篇《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并在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是马老真知灼见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心血结晶。
1957年6月，马老刚刚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中国大地上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暴风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有人传说要批判马寅初，报刊也有不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对马老进行批判。
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右派。当时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得幸免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十年浩劫期间，作为原北京大学校长马老的住宅，没有遭受红卫兵的抄家洗劫。后来才了解，也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
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
1972年4月，马老大便出血，经多方检查，最后确诊为直肠癌。经北京医院及由当时在北京开医学界学术会议的名医会诊，研究治疗办法，多数意见认为，据医疗文献记载，八旬老人不宜再动手术，而当时马老已达91岁高龄，主张放射结合药物治疗较宜。
马老家属考虑，癌细胞扩散发展到后期，必然会夺去病人的生命，而晚期病人的痛苦，实在不堪设想，与其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不如手术根除，万一不幸下不了手术台，也是出于无奈，毫无怨言，因而极力主张手术治疗。
医院劝慰马老亲属，认为老年人的癌细胞扩散较慢，以放射结合药物治疗较比稳妥。
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又请了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大夫、天津人民医院肿瘤科专家金显宅大夫等名医进行会诊，反复研究先后达一个月之久，各持己见仍不能决断。
最后，马老夫人率子女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手术治疗的请求，很快转到总理办公室。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当晚就批示：“本人有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以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
总理的批示当晚就送到卫生部，次日转到医院遵照办理。由于总理的批示，手术治疗方案才最后定妥。
因马老年迈，决定手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先把大肠改道，腹部造瘘（人工肛门），第二次再切除肿瘤。
两次手术中间相隔两周。在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指示三点：“手术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手术中要慎重细致；手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马老直肠癌手术成功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首都医学界，使医学文献有了新的记载。这一手术的成功，首先得感谢周总理英明的决断和亲切的关怀。
手术后的马老，经过医院精心的护理和疗养，度过了三个春秋，身体已基本康复。
而周总理在这几年里，却积劳成疾，病情日渐沉重。1975年春节后不久，总理特派私人医生卞志强和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两位大夫代表他专程到马老家里看望。
马老惊喜交集，想不到总理身患重病，还在惦记自己的病情。两位大夫详细地询问了马老身体恢复和日常生活情况，细致地检查了假肛，作了完整的记录，临别时说：“看发展情况，过一年再来检查。”
两位大夫走后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吴蔚然大夫又从总理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已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问马老现在用的什么药物，希望电话里补充。
回电话之后，马老全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理在病中还细致入微地关怀马老的病痛，马老全家深受感动。
马老不时暗暗自语：“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总理可好？我真想去看看他呀！”
最得人心的党员
马老一生中能遇到总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他对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
1961年9月，马老已被公开点名批判，一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给马老的一封信中坦率地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马老在给这位学生的复信中说：“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的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
信中所指“最得人心的党员”是指周恩来总理，这充分说明了马老对总理敬仰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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